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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“漫谈”原来是应《金融博览》月刊之约写的连载。发表在杂志上时，受篇幅所限，编辑部还作了一些删节。贴在这里是为了和大家交流，以广流传。


漫谈之一 纸 币 前 传
现在人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。可是关于纸币起源于什么时代，就有了各种不同的说法。一般来说，学术界公认正式的纸币起源于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。可是还有不少书籍和文章说汉代的“皮币”和唐朝的“飞钱”已经有了纸币的性质。“皮币”和“飞钱”究竟是什么东东呢？我们得打开历史的文件夹查看查看。

一 汉武帝的“白鹿皮币”
被说成纸币性质的“皮币”是2100多年前汉武帝时代的东西。司马迁《史记》里说，武帝的财政部门提议“以白鹿皮方尺，缘以藻缋，为皮币，值四十万”。有些文章就说，一尺见方的一块鹿皮就值40万钱，显然是一种虚值货币，所以它具有纸币的性质。这种说法流传挺广，至今还有所见。
皮币因为名称中有个币字就是货币吗？币字在汉代的写法是“幣”，汉代的字典《说文解字》这样解释：“幣，帛也。从巾，敝声”。翻译成现代话就是：“币是纺织品，所以部首是‘巾’，‘敝’表达读音”。这种纺织品通常都是成卷的，称为束帛。在西周东周时代的社会里，可是贵族之间交往时用的贵重的礼品。所以“币”往往就成了礼品的代名词。
实际上，当时的礼品并不仅限于帛，比帛更重要的是玉器。中国自古崇尚玉。玉器有很多品种，小的如佩玉，是贵族们佩带在身上的。大型玉器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，比如玉钺就代表统治者的权威，而玉圭、玉璧、玉璋等玉器就常用于贵族之间的交往。先秦时代的一些书籍就纪录了不同等级的贵族交往时用玉的礼仪。比如说到诸侯见天子要执玉圭；诸侯互相交往要送玉璧，等等。玉是主礼，币帛就是附加礼品。讲述周代制度的《周礼》中说玉圭要用马来相配、玉璋要用兽皮相配、玉璧要用帛相配、玉琮要用锦相配…所以这些附加的礼品也通称作“皮币”。可是战国以后，“礼崩乐坏”，各地诸侯都各自称王，互相征战，再加上秦末天下大乱，这种制度早已废弃，和汉武帝还有什么关系吗？
没有什么关系。周朝的制度不但早已废弃，就是汉朝的创立者刘邦本人，原来也不过是一个地方基层小亭长，手下的大将又多是些屠户、无赖之流出身，根本不懂贵族礼仪。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，那些开国功臣们虽然都封公封侯了，却常常在朝堂上大呼小叫，没上没下，搞得皇帝很没面子。直到刘邦请了一个据说懂“礼”的人，帮刘邦制定了一些规矩：上朝不许乱说话；两边站好侍卫，旗帜鲜明；文武分两边站，一边文官一边武官，一齐跪下磕头。于是刘邦得意地说：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”。刘邦时代毕竟刚刚走出战争，国力薄弱，礼法还不能完备。到武帝即位，距离刘邦立国已经六七十年，国家稳定，很多文臣都想进一步完善礼制。但是武帝为了抵御匈奴，发动了多次大规模战争，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，治理的精力似乎还不能集中于礼法。于是财政部门的官员就想出了一个让“复礼”和“生财”发生关系的办法。
这个办法就是造“白鹿皮币”。官员们说，用玉和皮币作礼品，是古代诸侯交往的礼节。现在也应该恢复这个古礼。恢复的办法是，宗室和分封出去的亲王如果要朝觐皇帝，或者遇到喜庆要来朝贺，必须用玉璧作礼品。当然玉璧不能裸送，要有包装，必须用皮币作衬垫。而这个皮币必须用白鹿皮制做。这块白鹿皮一尺见方，边缘装饰上花边，很是尊贵。但是哪里有白鹿呢？皇帝的禁苑有。在宫廷的禁苑里养着很多鹿。而禁苑鹿群中就有一些白鹿。用现代动物学研究的说法，所谓白鹿，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化基因的突变表现，当然发生机率很小，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“祥瑞”，各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，必定要上献皇帝，在祭祀天地的时候作为牺牲。所以白鹿是皇宫禁苑的专养动物。诸侯如果要遵守新制度，朝见皇帝，就必须向皇帝的禁苑购买白鹿皮制作的“皮币”。买这样一块“皮币”的价钱是40万枚四铢半两铜钱。这哪里是作礼品，根本就是强卖敛财。难怪当时有一个官员斗胆向武帝提意见：“一块玉璧才值几千钱，一块皮垫就要四十万，本末不相称”。后来武帝改革币制，把四铢半两改为五铢钱，加上白鹿资源本来就极其有限，敛了一批钱之后，皮币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很清楚，白鹿皮币不过是一种敛财手段，一种皇家特殊商品，与纸币完全无关。

二 唐朝的“飞钱”
元朝人写《宋史》，明朝人写《元史》，都说纸币来源于唐的飞钱。因为在《新唐书》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时商贾至京师，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、诸使富家，以轻装趋四方，合券乃取之，号‘飞钱’”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
“道”是唐朝的地方区划，“军”“使”是指地方的军政单位和官员，而“进奏院”就是地方机构的在京办事处。这里是说，当时商人们到长安来做生意，挣了钱以后要再到各地去进货，就把钱交给各地方军政官员在京办事机构或在京师的家庭，空手去旅行。到了地方以后，凭交钱时给予的票券核对无误，取出钱币，叫做“飞钱”。因为凭一张纸的票券就可以领钱，所以后人把它看作纸币。这样看对不对呢？
整个事情的发生始末说来话长。
唐朝的钱币是“开元通宝”，铸造精美，轻重合适，一直被后代看作钱币的标准。但是唐朝也一直处在钱币紧缺的状态中。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很多。最大的问题是，唐朝从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就开始采取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政策，促使国内的商业产生了一个大的发展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商品经济的水平。商品经济水平的提高，必然对货币需求量有了极大的提高。但是在钱币生产方面，唐朝却没有做好准备，甚至还有很多限制钱币生产的干扰因素。一是当时全国铜的矿业和冶铸业发展还跟不上社会的需求。二是国际贸易消耗了大量铜钱。很多远洋海船出海时用铜钱作压舱物，到目的地后再以此为交易品。特别是日本，就是从唐朝学习到了钱币的知识，运入中国钱作为自己的交易工具。三是武则天当政时，为了证明自己主政的合法性，编造自己是弥勒转世的神话，对民间佛教信仰推波助澜，造成全国范围内大肆佞佛，连远在今天的乌兹别克地区都大造弥勒像。结果大量的铜材被消耗于铜佛像、铜钟、铜法器，更是严重加剧了社会上钱币的钱币不足。
为了应付钱币紧缺，唐朝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：
禁铜—民间不许铸造铜器。结果铜盆、铜锅、铜镜等等人们日常生活用具都缺乏。当然缺乏就涨价，反而促使人们私下用钱币化铜作器。政府甚至严令“盗铸者死”，却无法禁经济规律。
禁存钱币—命令有钱人家都把钱拿出来购物，不许蓄藏。富家藏钱超过五千贯就是死罪，就是王公贵族，藏钱也要重贬。鼓励告发，发现藏钱超过规定，没收部分的五分之一作为告发赏钱。不过对于投靠权势的人家，这个政策很难认真贯彻。
杂用布帛—为了弥补流通中的钱币不足，政府只好规定，布帛也可以当作钱币使用。还不仅仅是“可以”，交易数额稍大，就必须“钱帛兼用”，甚至官员的工资俸禄也要发布帛实物。人们耳熟能详的白居易的诗“卖炭翁”写道：
卖炭翁，伐薪烧炭南山中
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。
卖炭得钱何所营，身上衣裳口中食。
…
一车炭，千余斤，宫使驱将惜不得。
半匹红纱一丈绫，系向牛头充炭直。
老翁烧炭被宫里强买了去，“半匹红纱一丈绫，系向牛头充炭值”固然反映了皇家低价强买对农民的掠夺，也反映了以布帛当钱币的社会现实。
在这种现实下，异地交易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。唐代的商品经济发展还是不平衡的。首都长安特别发达，各国商人都集中来长安交易。首都城市的特殊性是集中了大量的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官员和家属，卫戍部队军人，以及大批皇室贵族。这些人是商品经济的主要支撑者。丝绸之路的交易市场也主要集中在这里。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丝绸、瓷器、药材、手工艺品都要依靠商人贩运来京师。交易结束后，商人们仍要返回各地采办。可是这样做的结果，会使京师钱币大量外流，造成长安的钱币紧缺恶性加剧。特别是唐朝中期以后，地方军阀割据，中央政令废弛，各地都防止钱币出境。于是出现了前面提到的“飞钱”的办法。
这个办法的核心是，首先是现金异地交付。先向京师机构交付现钱，也就是开元通宝铜钱。商人回到家乡后，再领取现金。是“钱－钱”交付的过程，并不像买卖那样是钱－物交易过程。其次是必须“合券”。京师机构开据的证明“券”显然是有存根的。他们要把存根通过自己的途径（官方机构可以利用政府办的邮驿）送回家乡。商人们拿“券”到本地相应机构去“合券”，也就是核对证明，才能支取现金。可以看出，这种方式就是一种单向对应的汇兑。这种“券”，既不能用于购物支付，也不能流通。只能定点兑现。可见是不能把它看作纸币的。
由于这是一种私下的经济行为，不在政府管控之内。政府曾经下令禁止。但是行政命令无效。于是政府干脆办起了官办飞钱。可是由于各地钱币的短缺，商人们在官办飞钱中常常不能及时兑现，所以信誉很低。政府贴钱飞钱，开始每一千钱多给一百，无人响应。后来对半倒贴，一千给一千，仍然没有起色，最后当然也是不了了之了。

三 最早的西方纸币
顺便再谈谈西方最早的纸币。
人们在教科书上常常看到西方纸币起源于英国的“金匠券”。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，国王查理一世强行没收商人们的黄金。商人们只好把自己的黄金偷偷存放在金匠们的地窖里。金匠们则给商人们开出手写的收据。为防止被国王发现，这种收据没有署名，当然也就给转让流通创造了条件。到1694年，英格兰银行成立，模仿金匠券正式发行了纸币。实际上，比英国更早一些的瑞典，1661年成立了斯德哥尔摩银行，并且发行了第一张正式纸币。这时距离中国真正的纸币出现已经将近700年了。
本来我们只是谈谈中国纸币。今天开篇，先说说纸币出现之前的事，套用时下流行语称为“前传”。所以顺便提到的外国纸币只能算是“纸币外传”了。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 轉自-錢幣天堂 骞伯